“碉楼”岁月

人的一生与居所密不可分。我小的时候——儿童和少年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就生活在湘中地区一个小城的单位院落：即四十年前的湘潭市图书馆。图书馆在雨湖路，虽也有五层楼高，但占地面积之小，恐怕没有第二家了。它高高瘦瘦地耸立在那里，形似一座“碉楼”。我们就住在“碉楼”后面矮小的平房里。如今“碉楼”早已不复存在，被重新修建的少儿图书馆及高层宿舍楼所取代，即便如此，我只要回忆往事，就必然联想起那幢高耸的碉楼，那段难以释怀的日子……
    单位不大，里面围墙院落，自成一体。宿舍区很拥挤，也住了八九户人家，职工及家属吃喝拉撒都在里头。住房既旧且暗，篾织的天花，竹片编织抹上石灰浆的隔墙。一到晚上可热闹了，头顶上嘭嘭作响——老鼠在赛跑或追逐；左邻右舍的小儿啼哭、尿撒盂盆的叮当声清晰可闻。我和弟弟没有一间正规的房，床铺就搭在走廊的尽头，外挂一块军用帆布权当隔断。每天睡觉起床，爬进爬出。我和弟弟居然自得其乐，还经常在这里面披着床单“演戏”，并轮换充当演员和观众。一大清早，你必然会被一阵耳熟能详的音乐声惊醒，那是过道上广播匣子里传出高分贝的“东方红”乐曲，也是本馆一家之长，宋馆长准时拉响的“叫床信号”。这时，不管你是否睡醒，或是有再大的耐性，你都得打住黄梁美梦，回到现实中来。宋馆长，我们叫宋伯伯。他个头高大，古板严肃且不苟言笑，在我们小孩眼里不免生出几分敬畏。
    其中一个露天小院子是我和弟弟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它连着厕所，空气中有股异味。一缕阳光，一只蝴蝶，一个小虫，一丛无名野草或是一盆鸡冠花都足以使我们心系于此而留连忘返，这可是一方童年梦想的小天地！记得我亲手所植一棵蓖麻树，从挖坑、点籽、施肥、浇水，到长成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几乎全程呵护与打理。我看着田田的大叶子和一串串饱满而带毛刺的果实，心里高兴极了！看着它一天天的长高长大，特别是高过自己，手不可及的时候，那种初尝收获的喜悦真是甜滋滋的。
    与小院一墙之隔是某部队营地的大操坪，间或在周末便张挂银幕放电影。傍晚时分，墙那边高音喇叭声、人声汇成一片，这时是我们小孩最兴奋，最开心的时候。一到开演，我们就从厨工刘公家翻窗过去，一饱眼福。大人们不便翻窗，就站在窗内看银幕的反向画面。
    “碉楼”是图书馆的藏书之所，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一楼是外借处，都是大人们看的书，母亲在这里上班。母亲一般不让我和弟弟进书库，但偶尔也放我们进去帮忙。帮忙之余，我就找带插图的书看；二楼儿童阅览室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摆满书架的连环画有《三国演义》、《岳飞传》、《三毛流浪记》、《匹诺曹的故事》 …… 书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多，在我们小孩眼里，简直来到了书的海洋！因此，我并不觉得这“碉楼”小，加上它是穹顶的天花结构，里面就象一座童话宫殿。图书管理员刘姐很热情，我每次上去，她都给我推荐新连环画册。三楼是报刊阅览室，我也常来这里翻看画报；四楼是特藏书库，有精品藏书和内部图书，不对外开放。其中的报刊定期由宁南勋伯伯整理装订。这是“碉楼”中最神秘且最具诱惑力的地方，原则上对我们小孩是绝对禁区。有时，偶尔以帮忙的名义来四楼走走，即便是匆匆的翻看几页书画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随着年龄的增大，禁书反而有更强的吸引力，好在宁伯伯的怜爱与开明，经常冒着风险允许我在这里读了不少好书。我总在想，自己喜爱绘画和文学，恐怕与这段时期的“启蒙”教育不无关系。
    我小时贪玩，也喜欢鼓捣一些玩意，这不能不提我制作幻灯机的事，因为它曾使我“走火入魔”。单位职工谭国才叔叔用三块玻璃镜片捆扎，给我做了一个三棱万花筒，里面的彩色纸屑通过反射形成各色各式的图案，稍加转动图案随之变化，并且绝不重复。这小玩意给我带来了新鲜与好奇，我开始对光影成像产生兴趣。看到书上介绍简易幻灯机，就学着用纸盒做机身，用玻璃纸做幻灯片，上面描上图形，绕在轴上。放映时，用手电光将图形投射到墙上，转动轴杆，好象在映动画。
    我曾为此躲在书库里研究幻灯机的原理与制作，以致于常常不知下班而被反锁在书库。单位的叔叔阿姨经常看到一个毛头小子放学后在宿舍里敲敲钉钉，还在过道搭着台子调试幻灯机。折腾之下，我的“爱机”也在不断升级，机身由开始的纸盒到木盒再到铁盒，电源也不再是手电池而是交流电；最本质的升级应该是装上了凸透镜和放映镜，这无疑花去了不少母亲有限的薪水。幻灯机的影象从此大为改观，我的名声也从“碉楼”传到了邻里小巷，我还被那些玩伴请去放映，那真是大出了一番风头：满屋子小孩妇儒，开心地欣赏我的“土电影”并赞不绝口。这得感谢母亲对我的鼎立支持。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满足我的奢侈要求，无异于当今的孩子拥有一台高级电脑。最重要的支持我以为是母亲对我鼓捣这些东西不反对且抱宽容的态度，使我的心智与童心在那特殊的年代得以较为顺畅的发展；当然，图书馆的书籍给我帮助不小。
    记得有年发大水，宿舍被水淹至一丈多高，所有职工家属都搬到“碉楼”来住了好一段日子。对我们小孩来说每天就象过节一样，我们简直就是睡在书堆当中，七八个小孩除了看书就是玩耍。看书累了，我们就看窗外的一片泽国，看人们用门板当木筏；我们挽起裤腿戏水，去捉漫进楼道里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大人们为发大水犯愁，而我们却兴奋异常。
    我最喜欢爬到五楼楼顶，因为上面有一个球顶平台。楼高风大，我凭栏临风遍览潭城：烟雨中的湘江和白帆，夕照下的宝塔山峦，横跨湘江两岸的公路桥和铁路桥，雨湖的垂柳以及远处钢城的烟囱。看后感觉视野豁然开朗，心情也为之振奋。我还喜欢仰躺在球顶中央，边读书边看天空的云彩飘移，感觉好象自己已经脱离地面，在云层中升腾和遨游。楼顶上也是我们小孩追逐、打仗和嬉戏的好地方，因为这里很少有大人上来。到如今我还常常梦见曾经拥有的这块独立而珍贵的乐土！
    “碉楼”虽小，文化活动却不少，如每年元宵的灯谜晚会最为热闹，大门前坪张灯结彩，人头攒动。我和弟弟以及服务员哥哥姐姐们帮着大人干活，从人堆里钻进钻出，登奖发奖忙得不亦乐乎。不知是儿童的天真还是独有的“人来疯”，当时的我们天天都很快活，简直是在玩中长大，似乎与“愁”无缘。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来，几乎所有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即所谓“毒草”，好端端的书被烧的烧，毁的毁。我还记得当时帮馆里的叔叔阿姨们撕书、焚书的情景：成捆成捆的书从书库里搬到院子的天井里，堆成山一样高，一个大油桶里火焰翻滚。我们小孩固然可惜这些给自己带来过快乐与知识的书籍，但也无法分辨“毒草”和“鲜花”，更可悲的是觉得烧“毒草”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学着大人的样一个劲地将书撕开往铁桶里扔，火舌、浓烟窜至半空，轻扬的灰屑随灼热的气浪飞上“碉楼”楼顶。可谁知道就在我们沉浸在焚书的茫然和兴奋当中，我们童年的美好之梦也正在破灭和化为灰烬，国之不幸、家之不幸、人之不幸也由此滥觞。
    当时，绝大部分的图书被视为“毒草”封存在书库里，母亲也给我们下了禁令：不准进入各楼层书库，以免遭受“毒草”之害。
    “碉楼” 从此威严冷漠，不再有亲和的面孔。似乎在一夜之间，“碉楼”已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陌路之人，就象平日无话不谈的朋友，一下子断绝了来往，无法亲近更无法沟通。心中的落差、惶惑以及由此带来的永远的伤痛，使我的童年和少年过早地步入了成熟期。“碉楼”下的小院也失去了往日的温情，地下被掏空成了防空洞；地面土堆砖石狼籍一片，那里已成为“专政对象”的劳动场所 ……
    美好的童年被随之而来的诸多打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父亲被打入“另册”，母亲被迫下放农村，我和弟弟也辍学随母到茶陵乡下劳动，从此我们被莫名的背负着沉重的“黑五类”十字架，告别了短暂而多彩的髫龄岁月，也告别了那座难以割舍，刻满岁月沧桑的“碉楼”。

2004年10月于深圳益田村

（作者系湘潭市图书馆离休干部卢琳长子。现为深圳市文锦中学美术高级教师，版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