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汪曾祺在给好友朱德熙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办公所在地停电,他偷空回了一趟家,“一个人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读了一本妙书。吃着白果,就想起了‘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
朱德熙是苏州人,与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同学。汪曾祺在信中说起苏州旧时炒白果的叫卖声,多少带着一点调侃。不过,这句吴侬软语的“香是香来糯是糯”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以至于成为苏沪一带小孩子们嘴边的童谣。
白果是银杏的果实,可炒可烤可煮可炖,果肉软滑香糯。上世纪上半叶,在苏州、上海、扬州这些城市,经常可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炒白果的。
朱自清在《说扬州》一文中,写茶馆门口兜揽生意的小吃时提到:“又有炒白果的,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一片铲子的声音。得先告诉他,才给你炒。炒得壳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读这段文字,每每觉得那又热又香的炒白果就在面前,令人食指大动。
炒白果的生意很辛苦,他们和洋车夫们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鲁迅杂文里也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只是写得简略,一笔带过。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1934年秋发表一篇科学小品《白果树》,其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卖白果的情景:“白果担子挑来歇下,便发出镬子里炒白果的索朗朗的声音来,卖白果的人一面口中唱道:‘糯糯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白果好像鹅蛋大,一个铜板买三颗!’”
香甜细糯的小吃,往往会深受小资女性的青睐。沪上才女张爱玲想必经常光顾炒白果的生意,买来当零食消遣,但她某次遇见的摊主竟是个孩子。“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那个画面,张爱玲忘不了;读过这篇《道路以目》的,那“香又香来糯又糯”的生疏的叫卖声也会时常在耳畔响起。
叶圣陶从小在苏州吴县长大,他对姑苏风情了如指掌,对炒白果的叫卖声更是耳熟能详,幼时就把它当作儿歌来唱:“烫手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一个铜钱买三颗,三个铜钱买十颗。要买就来数,不买就挑过。”
无论是扬州、上海,还是苏州的炒白果,吃在嘴里肯定都是又香又糯。可是在朱自清笔下,扬州的炒白果没有好听的叫卖,只有一片锅铲碰撞的声音。上海不乏叫卖炒白果的歌声,叶圣陶却认为不够好听。而苏州炒白果的叫卖声之所以更“有味”,首先在于声调悠扬,不徐不疾,不刚也不柔;其次是环境因素,上海街头车水马龙,人声嘈杂,而苏州小巷曲折幽深,在宁静的环境中,悠长的叫卖声才会让人息心静虑,才当得起“轻清”二字。
汪曾祺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过两年书,他对老上海炒白果或烤白果的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它口感的“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用来形容某些文学作品的风格却比较贴切,比用滥了的“清新”之类的词语要准确得多。许多年以后,汪曾祺作为文坛前辈倾情推荐女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孕妇和牛》,同时拿自己举例:“曾有一位上海女记者说过我的文章很糯。北方人不能体会这种感觉。吴语区的人是都懂的。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吆喝:‘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汪曾祺认为铁凝的这篇小说也具有“糯”的特质,若要解释一下,即“细腻、柔软而有弹性”,但其实还是说不清楚的。若仍不能体会,什么时候到上海去买一把炒白果尝尝,一尝便知。
写到此处,汪曾祺不无遗憾地补了一句:“不过听说上海已经没有卖‘糖炒热白果’的了。”
“香又香来糯又糯”,秋凉时节,傍晚渐浓的暮色中,叫卖的歌声穿巷而来,夹带着炒白果微甜的焦香,飘在清冷而寂静的空中,久久不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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