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法律看历史》：用制度的镜子照亮历史百态

《透过法律看历史》（两册）/张程 著/中信出版集团

市场上有不少描写明清历史大案的图书，将一个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悲欢离合讲述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妖书案、梃击案、刺马案、杨乃武案等明清案件几乎脍炙人口。如果停留在猎奇或者讲故事的程度，这些图书完全可以满足阅读需求。可我在阅读中，总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对于这些离我们三四百年的案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事人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裁判者依据什么做出判断，一桩桩看似寻常的案子何以成为大案、冤案或者久拖不决的疑难杂案？

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文史作家张程所著的《透过法律看历史》超越对案件本身的叙述，深入回答“所以然”的问题。《透过法律看历史》分为《大案中的制度、人情与智慧》和《冤案背后的世俗人情》两册，全景式还原和解读了十余件明清大案，讲述明清司法背后的社会环境，引导读者深入思考隐藏其后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运作。

张程是近年来活跃的历史创作者。这两本图书体现了张程一贯的观点，即后人之所以不能重返“历史现场”，是因为社会环境与背景的巨大改变。今人认为匪夷所思的行为在明清是无须解释的自然现象。塑造人们行为的影响因素，随着沧海桑田、社会变迁已经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很难进入真实的历史情境，进入当时社会背景中、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和古人产生共情，很难完全理解简略文字所饱含的丰富内涵。

张程认为最大的“拦路虎”分别为历史地理与古代政治制度。前者指向客观的物质的变化，隐含着技术因素对今人理解古代的妨碍。表面上看，历史地理研究的是行政区划，本质上它研究的是一种基于地理环境变化，进而包罗万象的科技、交通等各方面。它们的变化所导致的古今隔阂，是我们不能进入历史情境的客观原因。我们现在不仅是行政区划跟古代不一样，而且附着在行政区划上面的通信、交通、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方式，以及卫生、医疗等各方面都不同了，所以会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这种历史地理产生的隔阂是一种物质的、有形的差异。比如，明清司法官员因为技术手段的缺失，没有办法利用现代的所有法医技术和侦讯手段，只能依靠打板子乃至严刑峻法来推动案件的侦破。而在重刑之下，任何口供和“线索”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出现。又比如，《透过法律看历史》提到的“霍邱失踪案”，本质是一起离家出走事件，却因为客观上的通讯落后，夹杂着民间恩怨和司法官员的错判，最终酿成冤案，直至“遇害者归来”闹剧才落幕。

政治制度产生的隔阂，则是一种人为的、无形的因素所造成的。因为社会结构、国体政体的改变，维系现代社会运转的种种制度已经与明清时代截然不同。而明清政治制度日益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比如，现代人对紫禁城充满了好奇与诸多不切实际的想象。这里面肯定有通讯、交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隔阂，导致今人不能够理解古人在故宫里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今人不知道古代故宫运行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故宫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运行的，所以好奇、迷惑。古代的京官们是如何上朝散朝的，那么多人又如何奏事，皇帝又怎么做到有条不紊地处理种种弹劾、陈诉？明清女子是如何选入紫禁城的，又如何在黄瓦红墙的囚笼中耗尽宝贵年华？那些太医、侍卫、御厨等正常人又怎么进出宫禁，如何谨小慎微地行走在深宫之中？这些疑问就是人为的制度造成的隔阂。

今人因为不了解政治制度史所造成的迷惑、隔阂，比历史地理为代表的有形的技术的隔阂更深。张程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的兴趣便集中在古代政治制度上。《透过法律看历史》两册拿起了“制度”这面镜子，照亮明清历史的百态。制度镜子首先照到的，就是明清时期为人熟知的八个大案、九大冤案。

《大案中的制度、人情与智慧》还原了严世蕃案、张福弑母案、浙江府库亏空案、福建大狱、宁波平粮案、顺天乡试舞弊案、邓尔恒被杀案、刺马案等八个历史大案，讲述了明清政治制度及其实践对司法的影响。比如，发生在北京市井的“张福弑母案”并未涉及政治话题与当朝人物，且真凶都以认罪，却因为锦衣卫与正常司法体制的矛盾乃至意气之争，硬生生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冤案；乾隆年间的“浙江府库亏空案”解开了明清普遍存在的钱粮亏空问题，反映了复杂多变的财政实际与简陋僵化的朝廷财政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官员群体对亏空的掩盖。最终导致了“一个人对抗一省人”的唐吉坷德式的壮举兼悲剧；“宁波平粮案”的起因是个别地方乡绅对地方财政陋规的修正申请，却不想引爆了隐藏已久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一场局部性的骚乱。而晚清荒废的军事制度和主政者的仕途企图又火上浇油，将骚乱助推为暴动。

《冤案背后的世俗人情》更加关注社会，还原了九个清朝著名“冤案”：合州命案、总督自戕案、霍邱失踪案、李毓昌案、徐飞陇案、梁宽杀妻案、三牌楼案、云南报销案、苏报案，通过解读清朝司法实践与社会运转的碰撞，呈现隐藏其后的思想观念和世俗人情。“合州命案”是一起深夜杀人的“无头案”，因为清朝严厉的凶案限期侦破规定，使得地方官吏破案压力剧增，客观上导致了冤案的产生。而冤案的平反，既是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坚持原则地四川总督，又是真凶意外落网的偶然因素，受冤者完全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侥幸保全。“梁宽杀妻案”对广东民间社会有比较细致的描绘，聚焦了一个狡黠且顽固的无赖是如何利用司法制度的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生机。极为讽刺的是，机械僵化的清朝司法制度，最后迫使一位并非贪官酷吏的州县官不得不寻求与真凶进行幕后交易，以保命承诺换取对方的认罪。种种光怪陆离的景象，折射出了清朝政治实践与社会运转的失灵。当西方文明通过坚船利炮气势汹汹而来的时候，清朝几乎无招架之力。“苏报案”将两种司法理念与制度的碰撞，将清王朝的节节败退，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别于其他通俗讲案图书，《透过法律看历史》在讲述案件前因后果之余，更多着墨社会背景、制度因素，让读者徜徉在刀笔小吏、流民僧侣、乡野村夫、市井无赖和衮衮诸公之间，引导思绪探究当事人种种行为的助因、分析件件结局背后必然与偶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存在这种表与里、简单与复杂、必然与偶然之间。

《透过法律看历史》以故事触摸历史，用制度的镜子来照射明清社会的百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鲜且有深度的视角。两册图书的原稿是作者张程在央视的讲稿，文字诙谐、表达生动，行文流畅，是不错的法制史、制度史的普及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