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苑笔耕集》略说

《桂苑笔耕集》是晚唐时来华的新罗文人崔致远自编的诗文别集，收录了他宦游淮南幕府四年期间所撰写的公私文牍及诗文作品，以体裁多样和风格赡丽著称于世，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学史、思想史、交流史、历史学及版本学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文化价值。笔者曾整理此集，于此再重申其文化价值。

　　《桂苑笔耕集》既是古代朝鲜半岛最早的汉文典籍，也是中国唐代文学宝库中珍贵的文学别集，代表了唐代朝鲜半岛文人汉诗文创作的最高水平。从朝鲜半岛汉文学发展来看，古代朝鲜自三国时期就已有汉诗文的创作，如朝鲜津卒之妻丽玉的《箜篌引》、高句丽琉璃王的《黄鸟歌》、定法师的《咏孤石》、高句丽的《好太王碑》及百济成忠的《狱中上义慈王书》等。新罗的汉文学创作最为兴盛，从唐初真德王所作织锦五言《太平颂》开始，新罗文士的汉文学创作颇为活跃，但作品很少流传至今。《桂苑笔耕集》则填补了这项空白，原集20卷共收录各体文章300余篇，诗歌60首，成为朝鲜三国时代唯一传世的别集，被朝鲜学者誉为“最古老的汉诗文集”（《韩国图书解题》）。集中诗歌多为七言近体，对韩国古典律诗影响甚巨；所录文章多为骈文，文笔优雅娴熟，屡次被《东文选》《箕雅》《大东诗选》《海东诗选》《韩国文苑》《罗丽韩文选》等选本选录，成为朝鲜文人研习模仿的范本。崔致远因此被尊崇为“汉诗学宗师”“东方文章之祖”“东国文学之祖”等。

　　《桂苑笔耕集》也是唐代文学宝贵的域外遗产。该集所录诗歌有纪德、酬答、送别、咏物等，诗体为七律、七绝及组诗，在物象选择、意境营造、对仗格律及修辞手法上都颇具唐人韵味；集中公私文章皆能随事运笔，周详恳切，委婉得体，且辞藻典丽，圆润流美，即便与唐代名家相比也不逊色，如《檄黄巢书》便广受中韩学者称誉（朝鲜徐居正《笔苑杂记》、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另外，原集还保留了许多不多见的堂状、别纸、委曲，为后人考察这些文体的原型结构及写作规范提供了文体学参考。

　　《桂苑笔耕集》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域外文学汉籍。唐五代游学中原的异国文士众多，却鲜有诗文集传世，如唐代之越南诗人廖有方，《全唐诗》卷四九〇仅存诗1首、《全唐文》卷七一三存《书胡倌板记》1篇，姜公辅在《全唐文》卷四四六仅存文两篇；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全唐诗》卷七三一只存诗1首，《全唐诗补编·续补遗》补录1首；五代时祖籍波斯的李珣曾自编《琼瑶集》，已散佚。而《桂苑笔耕集》自唐光启二年（886）编就后完整流传至今，成为古代亚洲仅存的汉文学别集。当前不少研究著作将此集纳入亚洲文学的大视野进行介绍。

　　《桂苑笔耕集》还有重要的交流史料价值。在唐代宗藩体系中，新罗与唐朝最为亲睦，因两《唐书》“新罗传”与《唐会要》卷九五“新罗”条所记两国交往止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关于唐末新罗人的活动情况，史籍多语焉不详，《桂苑笔耕集》则提供了不少的补证信息。其一，新罗使节的活动。《桂苑笔耕集》卷十《新罗探候使朴仁范员外》记载朴仁范约于中和三年（883）奉新罗王之命曾经扬州入蜀，朝觐唐僖宗；卷二十《谢赐弟栖远钱状》《祭巉山神文》及《上太尉别纸》记载了中和四年新罗宪康王派遣检校仓部员外郎金仁圭以“新罗国入淮南使”渡海至扬州进行官方联络。《桂苑笔耕集》因此被韩国学者列为“东方文献之首”。其二，新罗人的商贸活动。《桂苑笔耕集》卷十八《献生日物状》记录崔致远在扬州给淮南节度使高骈献上“海东人形参”和“海东实心琴”；同卷《谢探请料钱状》又记述了新罗使船途经扬州渡海归国时，崔致远购买当地茶药捎归新罗。这些史料透露了唐末新罗人在扬州从事贸易的线索，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可信的资料。其三，新罗人与唐人的交游。《桂苑笔耕集》散记了崔致远与晚唐官员高骈、裴瓒、张义府、李管、宋绚等的公私关系，也记述了他与晚唐诗人顾云、张乔、杨赡、吴峦、周繁、杜荀鹤等的文学交往，见证了两国文士进行文学交游的实况。

　　《桂苑笔耕集》还保存了不少重要的晚唐历史文献。崔致远在扬州幕府期间，多次参与淮南军府的机密要务和军事行动，《桂苑笔耕集》真实记录了唐末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具有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一，补充黄巢之乱的细节。黄巢之乱是唐史中的重大事件，因唐末史料缺失，后人可参考者多为两《唐书》的《僖宗纪》及《黄巢传》、《资治通鉴》与明人茅元仪的《平巢事迹考》，但这些史籍因“各自编排，不相参校”（《四库提要》），记事常错乱矛盾。《桂苑笔耕集》所存史料可以补史书之阙，或纠旧说之讹，如关于高骈平叛军务的内幕、宜君之役的态势、黄巢撤离长安的时间、黄巢败亡的详情等皆有原始记述，今人方积六的《黄巢起义考》、胡如雷的《唐末农民战争》、俞兆鹏的《黄巢起义史》及岑仲勉的《隋唐史》等书屡有引证。其二，保存唐末各类诏敕。《桂苑笔耕集》散录了许多唐末稀见的诏敕或节文，内容涉及平叛、德音、封赏、除官、册封等，多不见于北宋宋敏求的《唐大诏令集》和当代李希泌所编《唐大诏令集补编》，为研究唐末史实提供了第一手政治资料。其三，记录唐末藩镇的动态。《桂苑笔耕集》客观记录了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的复杂关系，也实录了东南方镇间的争斗，为研究唐末方镇体系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另外，原集对唐末幕府机构、进奏院职能、西川罗城、汴路交通及安南历史等皆有文字记述，清人朱绪曾、近代陈寅恪等在考证唐史时都很重视该集的史料。

　　《桂苑笔耕集》从异国文士的视角补录了不少晚唐思想史方面的资料。原集作者崔致远虽为海东文士，却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他常以儒者自称，行文中反复强调儒家的君臣之道、忠孝观念和名分思想，阐释仁政、爱民、尚贤、孝悌的内涵；他的诗文也常博采儒家经典，显示出很高的儒学素养，韩国学者将其誉为“儒仙”“东国儒宗”和“东方理学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