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与五六十年代“世界文学”的关系

打开洪先生这本《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新著的第一感觉：子诚兄就像鲁迅笔下打“壕堑战”的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有时唱歌”“有时忽然向敌人开它几枪”，再埋头继续“打牌，喝酒”。我把它概括为“边玩边打”。洪先生就是平时不吭声，读书，听音乐；隔一阵就突然打一枪，出一本书。而每打一枪，每有一作，都让人惊喜不已：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学术课题，这样的新史料，这样的研究思路、眼光和见解！当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来时，先生又去玩了，继续读书，听音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韧性与智慧！

我和洪先生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读文学专业，我读新闻专业，都是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读洪先生这本书时就会引起许多回忆，有许多感情、思考的投入。最后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的一生，与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里的世界文学的关系。

读洪先生的书，我的回忆与思考集中到一点：我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读者，究竟是如何阅读、接受这些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的？受到怎样的熏陶，以至于影响到我的一生。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与五六十年代接受的世界文学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就按照洪先生书中讨论的顺序，一一道来。

一、洪先生书的第一、三篇《1954年的一篇书目》和《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都谈到了“欧洲19世纪文学”即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文学，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主要部分，对我的影响也最大。就像洪先生介绍的很多作品，都是当年我所熟读，并为我的世界文学知识、修养垫底的。

洪先生的文章里特别谈到，50年代后期对司汤达的《红与黑》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我那时候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主人公，他们对个人人格力量的信仰，憎恶用强力伪善扭曲人的心灵，以及反抗绝望，都在我心上埋下了种子，影响了我一生。

二、洪先生在《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中谈到了“当代文学中的法国文学”，特别介绍了五六十年代巴尔扎克、左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梅里美作品的系统翻译，歌剧《茶花女》，电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的演出、放映，都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我正是其中最积极的读者与观众之一。这里，还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心中的世界地图里，最欣赏、怀有特殊亲切感的外国，就是“法国”。除了理性上对法国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认同之外，还有我在精神气质上与“法国浪漫主义”的相通——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直觉，是说不清楚的，就不说了吧。

三、洪先生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有兴趣，连写了三篇文章，这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并且想起了自己未能实现的“文学梦”。我从小就希望当一个“诗人”，觉得自己有诗人气质，最适合写诗。至今还记得，我入大学后，就喜欢坐在未名湖畔，看天看水，构思我的“诗”。后来到贵州，游走在山山水水之间，除画画之外，就是写诗。我准备了很多彩色笔记本，写“红色诗”“蓝色诗”和“黄色诗”，后来都成了我“文革”时的主要罪状。

中国诗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艾青，外国诗人中就是洪先生总结的“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可夫斯基。就像洪先生所说，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念和诗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斯基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我当时学写的，也全是这两大抒情诗体。

四、洪先生新著最后一篇《1964：我们知道的莎士比亚少？》，引起了我的更多回忆。洪先生谈到，1949年到1965年，是“中国莎学”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最最热心的读者与观众中就有我。我当时真的是迷上了莎士比亚。朱生豪翻译的12卷《莎士比亚戏剧集》，我不敢说全都读了，但肯定读了一多半。看舞台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银幕上的《王子复仇记》，更是如痴如迷。那时候从北大进城看戏，要乘32路公共汽车。戏散了，郊外车停了，就要从西直门走到北大，校门关了，就翻墙进校：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

但我感到最困惑的，还是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却说不出为什么如此痴迷于他。因为他太丰富，太复杂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以及他对我的影响。这一次读洪先生的书，才知道早在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时，就有外国评论家说，“对莎士比亚的热爱、重视，在全世界就是超越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界限的。”而“莎士比亚戏剧、诗歌的丰富、复杂，也为持各种哲学观点，各种政治立场的解释者，提供他们驰骋的场地。”还有这样的分析：“他的真正伟大，在于他剧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坚强地和人性的基础相连。”

最后，洪先生引述了80年代担任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曹禺的一段论述，说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莎士比亚是“屹立在高峰之上的文学巨人”，他教给我们“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倡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我想，这里传达的，也应该有洪先生的心声，也有我的心声。

我也终于明白：莎士比亚对于我这样的“碎片化”的存在来说，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存在”。一个无比丰富、无比复杂的，在整体性中“包容了相互冲突的思想、情感、语言”的巨大存在。他的文学“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基本情感”，倡导“‘人’的价值，尊严与力量”：这正是我一辈子向往和追求的。

五、另外洪先生书里提到，却没有展开论述的文学翻译与阅读，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希腊神话、但丁《神曲》等。在我的记忆和理解里，这些在五六十年代都作为重点引入的世界文学经典，对我们那一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这就要作一点补充。

首先自然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是1956、1957年在北大读书时，同时接触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说实话，当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堂吉诃德。到80年代末，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更是强烈地反省到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堂吉诃德气”，并有这样的醒悟：“不知道后人将怎样观察、评价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当事人，我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却又充满了理想、信仰、浪漫精神，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而在五六十年代，哈姆雷特怀疑主义精神，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我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气”也因此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可以说直到1980年代末，我才重新唤起了自己身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双重气质，并注意到屠格涅夫的那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开始认真思考、研究世界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两大不朽典型，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命题，成了1980年代末生命自救自赎的需要，写出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我也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了自己：我这一生就是存在于“哈姆雷特式”与“堂吉诃德式”两种存在方式的互补、矛盾与冲突之中：这可能也是更本质、更本性的自我。

六、还要说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文学领域：外国儿童文学。安徒生的童话、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学生无人不知无人晓的，我也是大做其“儿童文学家梦”。在高中毕业全校演讲比赛上，我就以此为题，得了一个第一名。当时我正迷恋于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他所写的《铁木耳和他的伙伴》，曾风靡于50年代的中学校园。我还写了一篇有一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盖达尔的创作道路》，这是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实际是“读书笔记”），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开端吧。

讲得太长了，就此打住吧。忍不住还要问一个问题：开完这次讨论会，洪先生“这一枪”就算打响了。子诚兄大概要回家“玩”去了。那么，“玩一阵”以后，他的“下一枪”，将是什么呢？